有朋友在苏柏亚的天空问大家，你眼中的幸福是什么？随着探讨的深入，她又问了一句：“可有时浑浑噩噩也是一种幸福，是不是啊？”这个问题让我想起了一篇我想写但没动笔的东西——《被惊扰的梦》。 Tad James的《The Secret of Creating Your Future》讲的是一个巫师（Wizard）逐步引导一个叫Milon人，向他展示宇宙的真理并帮助他找到自己的人生目标和意义的故事。快结束的时候，出现了有意思的一问一答。 Milon: I have done all you have asked so far. But where is this all leading? I mean where have we come from, and where are we going in this life? Above all, why are we here? （Milon：到目前为止，我已经做了你让我做的一切。但是这一切是为了什么？我的意思是，我们这辈子，从哪来，又要到哪去？最重要的是，我们存在的目的是什么？） The wizard smiled, “Finally, Milon, it’s time to take up the unanswerable questions, isn’t it?” （巫师笑着说：“Milon，终于到了回答那些无法回答的问题的时候了，对吧？”） 在一个人的一生当中，这是一个极其重大的时刻。当一个人开始问那些无法回答（也就是我常说的“没有标准答案”）的问题的时候，梦已经半醒。先不管答案的质量，能够走到这步，是人生的一个契机，很多人一辈子都没能走到这里。这个时刻，就是我说的“心灵出生”的时刻。 美国哲学家Thomas Nagel的《What Does It All Mean?: A Very Short Introduction to Philosophy》（《你的第一本哲学书》）是一本哲学入门书，里面探讨了9个没有标准答案的问题。1、外部世界是否存在；2、他人的心灵；3、身心问题；4、词语的意义；5、自由意志；6、对与错；7、公正；8、死亡；9、生活的意义。这些问题，是很好的出发点。 ...

心理学的启示 人的心理真的很奇怪，难以捉摸。在和人的交往中，是否需要“策略”？或者说一种心理战术。对于一些行之有效的策略，我很少使用。我一直将其理解为不公平的招数，因为“信息不对称”，我不愿意看到别人被“利用”。比如说，你把女性心理弱点研究透了，你用你的策略，让对方一步步被你牵着鼻子走，最终达到自己的目的，这算不算一种不公平？好像对方赤手空拳，自己却手持武器。我一直认为不公平，所以我从来都是敞开心扉，从未用过什么手段。但是我遇到了不少问题，例如对方可能觉得你太好了，肯定是在伪装，结婚后就会变成另一个人；你无条件原谅对方的所有错误，对方却因为你的不计较而感到巨大压力，从而在潜意识里渴望证明这份爱的虚伪。似乎光凭“坦荡荡”并不是一个好主意，因为这个世界上几乎所有领域，不用心管理就会杂草丛生。 人往往有固定的思维模式，习惯于从熟悉的角度看问题。一旦体验过其它的视角，生命可能从此不同。但这种视角的转换，往往不是自然而然发生的，而是某些事件与自己生命发生化学作用的结果。《￥19.99》是一本揭露广告界肮脏内幕的小说，里面有大量广告界利用顾客的心理赚钱（甚至黑心钱）的例子。我现在逛商场，看到*.99的标价都会很反感，好像买了就被人当傻瓜耍了似的。一个对这个世界好奇、追求真理的人，往往能得到一种神秘力量的指引，经常得到体验崭新视角的机会。最近看完了Tad James的《The Secret of Creating Your Future》，也看了Robert Allen的一些书，思考了很多。我正在经历强烈的Paradigm Shift，不断反思自己的很多“标准”。我做的所有事，都得通过自己的标准。如果我认为某些方面需要改变，我得首先改变自己的标准。也许，这世间本无真正的公平，我用大量时间和精力寻找回来的“真理”，只要对社会对别人无害，就应该用来为自己服务。 只是这个“对社会对别人无害”，得好好定义一番。最起码的一点，自己的“策略”公之于世，当事人只会觉得你很特别，很聪明，而不会有丝毫的反感和上当的感觉。 打气 一个好朋友将参加钢琴比赛，希望她拿到好成绩。 2008年5月12日 转一篇关于心理的文章，摘自《褪墨》（很好的地方，喜欢自我提升和自我管理的朋友有空多去逛逛）。看完之后，看世界的角度会否改变了一点？ 贝勃定律：添加更多的重量才能感觉到与已有重量的差别 贝勃定律表明的是一个社会心理学效应，当人经历强烈的刺激后，之后施予的刺激对他来说也就变得微不足道。普遍引述的一个验证实验就是： > 一个人右手举着300克重的砝码，这时在其左手上放305克的砝码，他并不会觉得有多少差别，直到左手砝码的重量加至306克才会察觉。如果右手举着600克，这时左手上的重量要达到612克才能感觉到重了，后来就必须加更大的量才能感觉到差别。 其实，你若有仔细观察，就不难发现生活中无处不充满了“贝勃定律”。比方说，原本1块的报纸变成了10元一份，你定会感到无法接受；相比较而言，原本5000元的电脑涨了50元，你一定不会有这么大的反应。再看看这个故事： > 一个女孩和母亲吵架赌气离家。在外逛了一天，直到肚子很饿了，她才来到一个面摊，却发现忘记带钱了。好心的面摊老板免费煮了一碗面给她。女孩感激地说：“我们又不认识，你就对我这么好！可是我妈妈，竟然对我那么绝情……”面摊老板说：“我才煮一碗面给你吃，你就这么感激我，你妈帮你煮了十几年饭，你不是更应感激吗？” 女孩一听，整个人愣住了！是呀，妈妈辛苦地养育我，我非但没有感激，反而为了小小的事，就和她大吵一架。女孩鼓起勇气，往家的方向走，快到家门时，她看到疲惫、焦急的母亲正在四处张望。妈妈看到女孩时，忙喊：“饭都已经做好，快回去吃，菜都凉了！”此时女孩的眼泪夺眶而出…… 我们对亲人朋友的关爱习以为常；而陌生人的一点帮助，却我们就感激不已。这便是“贝勃定律”在操作我们的感觉。对于亲人朋友，我们对他们的关爱习以为常，而且期望值很高。有时他们少了一丝关爱，我们甚至会恶言相向。对于陌生人，我们没有抱着多大的期望，因此，他们的一点点帮助，我们都感动不已。 事实上，对于陌生人的帮助，我们应当报以适当的感动。可是对于亲友的帮助，我们更应该报以更大的感恩。所以，珍惜我们的日常生活和身边的亲人朋友吧！ 除开亲情，生活的其他事件上也可以说明“贝勃定律”无形地作用： > 一个新人刚开始工作，在单位拼命表现，兢兢业业，然后慢慢熟悉环境后就松懈下来，周围人会觉得这个人矫情，前面的表现都是假的，对这个人的人品也提出质疑；另外一个新人，开始就显得一无是处，懒散不守纪律，慢慢熟悉之后，懂得了单位的规矩。仅仅能做到按时上班，但大家立刻都会夸奖他进步，表现越来越好，觉得这个人要求上进，比前者好很多。其实，前者已经做的工作总量不知道比后者多了多少。 俗话说，好人难做。你辛辛苦苦地耕耘，却因为做错一件事而把前面的功劳全部葬送；而坏人却可以因为做件普通的好事而受到称赞。从而，大家对事物的感觉也都产生错觉，似乎后者的“真小人”比前者“伪君子”更值得信任。其实这些都是贝勃定律在操控你的感觉而已。 贝勃定律告诉我们：理性的分析事实，不要随意凭感觉论事

这段时间在闲闲书话多转了几圈，发现82年的思想者羽戈出了本《从黄昏起飞》。看罢志谢与后记，若有所思。人这一生，可能会“幸运”遇到一些让自己从某种混沌状态中醒来的人。醒了后，可以说是踏入一个崭新的世界。这个醒来的时刻，就是我说的“第二次出生”（心灵的出生）。前段时间看完《The Simpsons Movie》，牢牢记住了一个单词的定义：“sudden realization of great truth”。可是只知道发音，不知道怎么拼。今天终于被我找到了，epiphany，很高兴。这个epiphany，就是新旅途的起点。 可是，醒了后，往哪走？一直都很想知道，思想这条路，一直走下去的最终命运。这个宇宙无穷无尽，终其一生，也无法把所有的真理看清。就算天下的真理都尽握手中，到头来还不是要死？那么只能寄望死后给后世留下点什么了？或者希望人真有灵魂，能够带着这辈子的智慧和知识，再次投胎转世？生命短暂，每次思考这个问题，都联想到一场火灾，得在自己被烤熟之前逃出去。学海无涯，也许回头是岸。在《一切阅读都是误读》那篇文章里，我对这种后现代视角颇有微词，但此刻，听着羽戈宣告“在此，我愿意领受‘作者死了’的后现代判词，而作品不死，它化作一颗种子，无论未来是什么土壤，它终归拥有独立的生命。”，我终于获得了部分共鸣。思想是有形状的，可以通过作品刻画它，让有缘人欣赏。 羽戈在天涯唠嗑时打趣说，“法律是妻子，文学是情人，哲学是小蜜，要是有机会，想包历史为小三”，不过他又说“爱情最重要。幸运的是，我已经抓在手中。”也许爱情不但可以给人勇气，还可以化解疑惑。虽然有不确定感，但我隐隐约约有个判断，这条路，值得走下去。突然想起《血色浪漫》。在看不到未来的陕北农村，背靠着背，蒋碧云带点羞涩地对郑桐说：“郑桐，一个人走夜路很孤独，两个人走会不会好一点？”我又顿悟了：在被烤熟之前，得赶紧找个爱我的老婆。 2008年4月24日4点33分 转：《从黄昏起飞》的志谢与后记 志谢 2002年春天，刘晨光借给我一本名叫《拯救与逍遥》的书，白色的封皮，很洁净，正如书的内容。我用最快的时间读完它，其间不止一次感触到犹如被电流震击一般的眩晕或虚无，书中提出的问题化作一柄柄解构的刀子，使我旧时辛苦累积的信念体系轰然崩塌。很多年以后，我才晓得，这本书将我送进了思想的大门。 那年秋天，我在重庆沙坪坝区图书馆锈迹斑斑的书架一角邂逅到《燃烧的迷津》，书比书架还要破，它的出版寿命已超过十载。我读得相当缓慢，因为作者的话语模式很难进入与把握，但翻过最后一页，我终于解决了一个长久以来令我困苦不堪的难题，从此我知道自己应该怎样去写作。 转眼是2003年，忘记是谁的推荐，我浏览到一张叫“心魂书写”的网页，那里收录了大约二十多篇文章，五花八门，可读罢第一辑，我发现作者拥有一个固定而清晰的问题意识。随后我便将其中的大多数文章打印出来，为节省纸张，使用的是小五号字体，这无疑加重了阅读的困难，使我不仅要与自己的视力作战，还要与自己的耐心作战。数月之后，我仍没有读完它们，但我已然生出一种深切的意识：我是这场战争的胜利者，灵魂的胜利者——我找到了个体思想的基点。 我对这三本（张）著作或网页的作者一直心怀感激。我从来不敢声称是他们的学生，而他们，却实实在在是我的老师。没有他们的引导，我可能会在诗歌的道途徘徊终生，而始终迈不进思想国的金色城门。当然，最后我还是走出来，走自己光荣的荆棘路。但我不愿掩饰自己的感恩之心。更为幸运的是，我与三位先生中的后两位相识，并当面聆听他们淳朴而诚挚的教诲。他们中的一位，还屈尊为这本随笔集作序——需要声明的是，此序言2004年底即已写成，而书稿经过两年的辗转颠簸，早不复原初的模样，可序言中的劝勉与批评并不过时，它一度是终点，如今却是我重新跋涉的起点。两年的努力，希望我上缴的答卷能够对得住他们的期待。 在三位先生之外，我必须提到我的两位好朋友：刘晨光与姚伟，他们在成就这本书的过程之中所扮演的角色丝毫不弱于前者。我们在2002年初相逢，从而极有默契地结成一个读书与思考的共通体，无休止的辩论、争吵、激励、沉默——那些细节像一部永远放不完的黑白电影，铭刻着歌乐山下艰辛而欢乐的劳作岁月。与他们二人的精神碰撞，构成了我的思想之前行的灵感和动力，亦让我懂得，在友爱的无尽馈赠之中阅读和写作是多么幸福的事情。尽管今日我们天各一方，斗转星移的世事变更每每令我黯然神伤，可我们之间的友情却恒久不变。 还有诸多师友，需要说一声谢谢。但请原谅我不再提及你们的名字。惟愿你们阅读到此书的某一段、某一句，发觉那是源自你的批评或修复，你尽可会心一笑。因为你的参与，这本书——以其为媒介，我们结成了公开或隐秘的共通体——才充满无限的张力。它的打开是为了到来，没有终点、超越言辞、朝向一切人的虚拟聚会。在此，我愿意领受“作者死了”的后现代判词，而作品不死，它化作一颗种子，无论未来是什么土壤，它终归拥有独立的生命。现在，我将这枚凝聚着感激之情的礼物交到你手上。 感谢花城出版社的邹峥华老师，还有丁放鸣老师，她们接纳了这颗种子，并以非凡的眼光、热情与认真，将其培育成尚且可观的果实。感谢品尝这枚果实的所有读者，并代为感谢你们受伤或受益的牙齿、胃，还有头脑。 如果这本书能够生长一点荣光的话，我愿将它献给我的父母和我的女友K。前者赐予我生命，并在苦难之中抚养我成人；后者带给我的宽容、鼓励与爱，使我逐渐认清了生命及苦难的真实涵义。 感谢命运。 后记 这是一本关于记忆或遗忘的书。它首先是一种见证，见证着作者自2002年放弃诗歌、开始随笔书写以来，所穿过的门，走过的路，遗留的足迹，辛酸而浪漫。近四年，我的生命完全被分割成两块，似乎决定着这本书的分裂气质：一半写于白天，一半写于黑夜；一半是著书只为稻粱谋，一半是无关功利的个体化写作；甚或文字的调子亦一半沉郁，一半昂扬；一半严肃，一半戏谑，沾染上这个时代流行的颠覆或解构的喜剧精神。由此，这本书并不成熟，它展现了作者与分裂的灵魂进行肉搏战之时的剑拔弩张，还有其后的伤痕累累；它充斥着矫情、偏激、武断、浅薄与大言不惭的自得。而我无法否认它的优点，那就是对问题的敞开，却不是遮蔽——正是基于这一在我们生存的时代相当罕见的品质，我认可了出版它的必要。 对我个人而言，见证的意义高于一切。此书中的大多数文章，恐怕我今生都不会再写，甚至连重读一遍的冲动都已流失。我试图遗忘它们，就像遗忘在黑夜行走之时身后拉长的令人悚然的影子。但我晓得未来的结果，忘不掉，就像你永远抹不消自己的原罪。我们终归得正视残酷的历史，不论它属于国家，还是私人。而出于对这种见证的尊重，我在编辑书稿的时候，并没有对旧日的幼稚文字做过多的硬性修改，除了使文字通畅，纠正一些常识性的错误——这不是自恋，或者骄狂，而是要表达对历史、对消逝的时光的敬意。比起伪装的成熟，我更愿意看见原始的青涩绽放于青春的枝头。这些因愤怒、悔恨与虚无而写下的文字，一种谦卑的真实感一直流淌其间，即便时代列车的颠簸再过剧烈，终究难以消磨它们的价值。 这本书的公共意义，依然与记忆或遗忘相关。我要再次重复米兰·昆德拉的话：“人与权力的斗争，就是记忆与遗忘的斗争。”——“权力”的另一种译法是“强权”，或可翻译为“专制权力”。古往今来的专制者有一个共同的特征，不仅要统治民众的身体，还要统治民众的灵魂；它们不仅要控制现世的所见所闻，还要改写这块土地的历史记忆。龚自珍曾言：“灭人之国，必先去其史”，说的亦是这个道理。当然，此书基本与政治无涉，但人们未尝不可将其视作政治史的隐晦一面。它在反向上努力使人们牢记某些事物，包括瓦尔特·本雅明的这句话：“不管我们所托付的东西的未来是多么不确定，今天我们成功地出版出来的每一行字，都是从黑暗力量的手中扳过来的一个胜利。” 2006年10月4日

突然发现自己加入了很多无聊的群、部落什么的，垃圾信息不断，索性来次大清理。总的来说还算顺利，只是有时太麻烦了，退出还要给出个理由。一时也想不出什么理由，随手写下“以前很傻很天真”，顺便复制下来备用。这个陈冠希，修电脑的多恨他，卖电脑的就多爱他。估计现在电脑坏了的人，大部分都直接把电脑砸了，然后买新的。上天保佑，我真没钱了…… 2008年4月23日2点37分

有人说，历史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。对这个小姑娘，也许任何人穷尽一生也无法彻底了解，但不想当然，多角度地深入了解一下还是不难做到的。梁由之先生的作品《百年五牛图》，记载了他心目中百年来五位巨人：鲁迅、蔡锷、张季鸾、陈寅恪和林彪。连老林都榜上有名？有没有搞错？一个阴谋家、野心家、叛国贼……肯定有人马上怀疑作者的水平。真正热爱历史和追求真相的人，第一反应是为得到一个重新审视“小姑娘”的机会而兴奋，而不是质疑作者，着手准备反驳，誓死捍卫心目中的“小姑娘”的形象。 人总在某个环境里长大，会被灌输很多“结论”。聪明的人会试图去分辨，哪些可能是事实，哪些可能是谎言。我们坐在旁观席，观摩了无数场审判，听了无数段结案陈词，但却一直忽略了一个事实——被告缺席。即使这就是我们目前的法庭，只要我们还不至于全盘否定“冤假错案”的可能性，只要我们还会思索法律应否是这个样子，只要我们还会梦想建立一个给被告辩护机会的法庭，一切还有希望。最怕的是，我们一致认同被告缺席的法庭，而且在审判时欢呼法律不偏不倚的公正以及至高无上的神圣。遗憾的是，我发现这种人很多。他们完全没有寻找真相、辨别是非的习惯和能力，不管什么支持被告的新材料被呈上，审判结果永远一样，而且不能上诉。我很想知道，习惯了旁观的我们，听着结案陈词，目光扫过空无一人的被告席的那刻，内心都在想什么。 2008年4月21日2点28分

民间力量正在号召五一期间抵制家乐福。我是没法参加了，但是如果行动失败，希望抵制的人有所克制吧。 全国人数这么多，要统一行动很难。即使全国的人都赞成抵制，尚且可能有人背地里违反约定，更不要提在这个问题上根本达不成共识。除非全国的家乐福都被愤怒的人群围起来，进去买东西就会有危险，不然还是会有人去购物的。石油输出国组织（OPEC）曾经试图在成员国之间达成协议，限制产量，谋求更高的利润。可有的国家为了自己的利益，偷偷增产，最终导致协议破产。如果抵制家乐福让参加的人利益受损，这部分人就有退出的动机。不要责备人家“见利忘义”，大部分人都不是腰缠万贯，老百姓精打细算过日子，天经地义。 杜拉克在《旁观者》记载了一个零售业大亨，叫亨利伯伯。亨利伯伯曾经说过：“零售只有两个原则：一是，只要打2美分的折扣就可以使其他店家最忠诚的顾客动心；二是，不把东西上架，永远都卖不出去。其他，就靠你的努力了。”据说家乐福正打算在五一促销，如果当天人头涌涌，希望大家不要贬低那些“动心”的人，更不要上纲上线。曼昆的《经济学原理》给出了一条经济学的基本定律：People respond to incentives. 给一点激励，人们就会有相应的行动。就比如我去买菜，看到印着“Special”的便宜货，需要的往往都会多买一些。 按照常理分析，抵制行动失败是正常的。这些“常理”在什么情况下会失效呢？两国关系已经非正常化的时候，例如政治关系濒临崩溃边缘，甚至进入了战争状态。目前中法关系远远没到那个地步。如果抵制家乐福毫不费力就成功了，反而揭示了一些令人担忧的问题——敌对情绪升级。当然，我不认为国内可以形成这样一种空前团结的力量（称之为“爱国主义”或其它东西），指哪打哪，百发百中，无坚不摧。即使存在这么一种力量，而家乐福是第一个被成功摧毁的目标，那接下来怎么办？这股力量何去何从？寻找第二个目标？然后第三个？……如果真要那样，我们会发现这个名单是可以一直开下去的，甚至可能包括和每个中国人都扯上关系的公司。就说法国企业吧，除了家乐福，比较著名的还有兴业银行、标志汽车、雷诺汽车、欧莱雅、阿尔卡特……（小插曲：事实上，作为诺贝尔和平奖得主，DL有着巨大的国际声望。不要说这些企业，全世界的外国政府和外企可能都有DL的支持者。DL不是一个简单的“分裂者”就能概括的人物，事实上他并不反对XZ归中国统治，只不过他更倾向于XZ以一个高度自治的“附属国”的形式归属中国，但这不是中央ZF所能接受的。他也不反对和中央ZF谈判，但中央ZF不怎么待见他。他并不赞成暴力活动，甚至不惜和一些XZ暴力组织（ZQH）分道扬镳。实际上，他背了不少黑锅。在一个真实的DL，和一个被扭曲的DL之间，有很多不为国人所知的故事。而这些故事，就是今天此起彼伏的反华浪潮的主因。这个世界不是如此简单的非黑即白，非敌即友的关系。支持DL，未必等同于分裂中国。）收拾完法国，该轮到德国和英国了吧。就这两个国家的企业名单，又是一大串。还有一个问题，今天的公司往往都是国际化的控股公司，今天是这个国家的，说不定明天就属于别的国家了。也就是说，咱们还可能收拾错公司。今天收拾的公司，转眼被友国买去了，咱是不是还得赔礼道歉？现在全球化如火如荼，想痛痛快快打场架还真不容易。两群气势汹汹的人一靠近，亲戚哥们一大堆。顺便问句，这个世界上支持DL的最强大的组织是哪个？美国政府。咋办？抵制说起来容易，一旦做起来往往发现自己的利益在无形中已经受到损害。 虽然抵制家乐福没有实质意义，可是如果真要抵制，希望善待那些不参与的人。你有抵制的权利，人家也有不抵制的自由。如果去家乐福购物的群众被愤青谴责甚至袭击，请大声问他们，2008欧洲杯快举行了，咱抵制欧洲杯如何？至少有英格兰、法国、德国的比赛咱都不看，成不？要是明白人，八成也就散了。还有不散的，朝他们大声喊句：NBA也别看了！还不走的估计也没几个了。生活不应该让位给无聊的政治活动（如1966-1976），反过来说，有意义的政治活动归根到底只是为了提高人民的生活质素。 如果抵制活动频频成功，反而值得担心，因为这说明前面提到的那股力量已经爆发。在战争年代，这种力量可以挽救一个国家；在和平时期，这种力量往往负面效果惊人。战争年代有对手，这股力量可以消灭敌人；在和平时期，这股力量如无头苍蝇，甚至被人利用，往往让国家陷入混乱与停滞不前。当然，有不满，总要通过某种压力释放出来，不要没完没了就好。但是不管出发点有多好，太狂热，难免会失控。在自己的地方，到处乱哄哄，人头涌涌，难免踩死自己人。看到国外的留学生为国争了光，国内的学子也蠢蠢欲动，正秘密组织更大规模的全国游行。是福是祸，说不清，心情很复杂。如果真的爆发，但愿一切平平安安，顺顺利利结束，像1999年那样，永远不要再发生19年前的悲剧。有人留言问我，请问你为国家做了什么？言下之意，爱国活动进行得如火如荼，请你看看自己。想必留言时，脸上还挂着鄙夷。很羞愧，除了天天祈祷，我的确没能做什么。 2008年4月20日4点54分

常常都会发现，很多对话很困难。称之为没有默契也好，知识不对称也好，反正每句交谈都尤其艰辛。辩论是最没有意义的比赛，对喜欢看热闹的人，意思倒是有点。以分出胜负为目的的辩论，辩论的内容、观点、立场都不重要，风采最重要。唯一有意义的辩论，就是以追求真理为目的的辩论。个人的情绪不重要，只要真理越辩越明。可以把一场有意义的辩论比喻为一部神奇的放映机，辩论双方都把所有自己能够提供的（代表一方的认知范围），而且对方认可的（代表双方对一些事实和判断能够达成共识）“胶卷”（知识、逻辑）放进去，经过放映机的处理，照到墙上的就是真理。也许只是局部的真理，但根据双方的认知范围，那是目前能走到的最远一步。辩论双方把“胶卷”扔进去之后，一起看屏幕。不管看到什么，都回头反思自己的立场，这些才是智者，他们有科学精神。看到自己不爱看的东西，耍赖、发脾气、气呼呼地走人，这些是蠢才，完全没有科学精神。什么是科学精神？不计利害，只求真理就是科学精神。 “不计利害”，简简单单四个字，要做到多么不易。很多人一旦扯到和自己有关的事情，就开始不讲道理了。比如有人说，假如今天中国是世界上的头号强国，而且完全没有势均力敌的竞争对手，那么在国际上横行霸道的就是中国。如果一听到就气炸了，说这是污蔑中国，中国是爱好世界和平的国家，绝对不可能那样云云，这就是做不到“不计利害”。真正追求真理的人，哪怕一下子难以接受这种结论，也会平心静气地寻找支撑这个结论的论据，哪怕是为了推翻它。真理就像自然定律，整个世界都受其操控。 可是我发现，绝大部分的人始终是感性大于理性，对真理不感兴趣。如果错误把这些人当作探讨真理的对手，后果将不堪设想。首先，你会发现，很多人没兴趣和你探讨问题，只是想你认同一些东西，因为答案已经刻在他（她）的脑海里；其次，当你试图发掘他们的论据，你会发现他们根本不需要论据，这表现在他们对所辩论的问题其实所知甚少；最后，你会发现，说着说着，“辩论”已经变味了，你听到的只是充满讽刺口吻的“您总是一副高高在上的样子！”以及“我乐意！我喜欢！”诸如此类的话。还能说啥？不能说了。为免伤感情，息事宁人，酸溜溜地开句玩笑，“以后咱就调调情好了。”晚了，对方已经受伤了。认错不行，哄也不行，连个台阶都不让下。没劲，真的没劲。 都是多嘴惹的祸，归根到底还是愤青一个。唱啥反调呢？就算不为爱国运动出钱出力，也得表个态不是？这事不能大事化小，那太窝囊。应该闹个轰轰烈烈，学生都不上课，工人都不上班，农民都不种地，全国人民齐心合力抗议。一年半载肯定不够，起码得持续个三年五年的。不久之后，中国将会赢得巨大的国际声望，将会以不倒的姿态立于世界之巅。那么多人都看到的前景，我也应该看到。我站在放映机前，放弃输入信息的权利，转眼汇入情绪高涨的人群中。我不明白狂热的人在想啥，也不知道冷静的自己在干啥，不过想起一句话：孤独是一个人的狂欢，狂欢是一群人的孤独。 2008年4月19日3点50分

MSN上一片红。这是给老外看，还是给自己人看？有人提醒我，我的朋友就剩你没改了。从小到大，最怕这种场合。有人提议做一件事，也不管那件事是什么，响应的一大群，问他们为什么做啊，很多人的答案都是“个个都做，自己不跟着做不好。”随大流，这是保护自己的最好方式。多年之前，看过一个BBC的电视节目，里面进行了一些实验。让一群人居住在一个屋子里，分给他们不同颜色的衣服，有红的，有蓝的。一段时间之后，穿相同颜色衣服的各自扎堆，形成了红蓝两派。一些人跟穿其它颜色衣服的人走得近点，都会受到自己那边的成员的冷眼。而一个穿着红（蓝）色衣服的人，身处一群蓝（红）色的人当中，往往会受到冷落甚至排斥。看完这个节目，我感觉很震撼。被一群人敌视，可能仅仅是因为自己穿着一件不同颜色的衣服。也就是从那时开始，我明白了某些人被排斥的原因——不是因为多差劲，只是因为很特别。所以，如果不想被排斥，就应该随大流。 随着MSN上变红的人越来越多，我知道肯定有小部分人会遭殃。果不然，在天涯就看到了有人在诉苦，说好几个朋友斥责他不在名字前加上“爱中国”，还教他怎么改，还警告他不改就是不爱国，烦不胜烦及压力之下，无奈改之。又见愤青，但不知道是真还是假。从看完那个节目到现在，已经好多年，始终没有随大流的习惯，所以该经历的都经历了。我就不改了，爱国心不体现在MSN的签名上。再说了，都跑到国外去了，就不煽情了。我倒是有个希望，希望这群热血青年，在真正需要挺身而出的时候，能像搞这些活动一样团结。国内现在更值得大家关注的事多着呢。一、有个小妹妹叫唐文纤，正直的老爸可能挡了县委书记一伙的财路，被打死，强行火化，盖棺定论——贪污受贿，畏罪自杀。官官相护，小妹妹一家上告无门，欲哭无泪，只能上网求救；二、谭静半夜“自杀”身亡，裸体吊在半空，屋内有三个和她一起回家，但“毫不知情”的韩国人。案件疑点甚多，但广州警方匆匆结案，三个犯罪嫌疑人无罪释放，已经回国；三、周正龙，声称拍到了华南虎的照片，有关部门鉴定了几个月还得不出一个是真是假的结论……一些重要的事往往波澜不惊，很多无聊的事却轰轰烈烈。 我承认，我曾经是个愤青。因为太多不满，所以痛苦。但无力改变，只好逃避和沉默。我很希望看到多一些热血青年，愿意牺牲个人利益，去做一些实实在在的小事。但接触的人多了，发现很多人都是嘴上喊得响亮，绝不敢真干的孬种。几年前当地政府在我们小区违法施工，区民个个不满，吵着闹着要去投诉。我带头写抗议信，惹恼了政府，威胁要追究责任，大伙儿都蔫了。我从不写匿名信，那次只署了自己一个人的名字，够意思了吧？都那样了，到头来没有一个人帮我说话，让我自己一个人扛着，甚至有些人埋怨我连累了他们。我又看清了很多东西。国家的进步需要真正的愤青，不是小资伪装成的愤青。在各方面去督促国家进步，把个人的利益抛于脑后，这种人比那些随时举着国旗的人值得敬佩得多。真正的爱国不是那样爱的，那是做秀。对于那些假愤青，加起来还不如一个李敖的作用大。 2008年4月18日3点02分

不知轻重 去Woolworths买东西。结账的时候，那女的问我，要不要购物袋，钱一个。我说不要了，谢谢。她说：“No? recycling!”我没理她。她装东西装到一半，漫不经心地蹦出一句：“How about the environment?”我一愣，从没遇到过这种事。问我干嘛，问Kevin啊。这女的真没礼貌。再说了，国难当前，祖国又未统一，老子工作还没着落，哪有心思管这个哦。本来想抛过去一句“I care more about world peace.”，不过见她轻重不分，跟她说不明白。还是没理她，交钱，走人。 太阳底下无新事 唐骏跳槽了，报酬高达10亿人民币。数目惊人，有人甚至觉得新东家疯了。太阳底下无新事，内地打工皇帝横空出世，说明中国企业正迈向国际化。在国际上，顶级高管的价格是多少？和黄董事总经理霍建宁多年蝉联香港打工皇帝，年收入约2-3亿港币。澳洲第一投资银行Macquarie Bank的CEO Allan Moss2007年的年薪是3350万澳元，合两亿多人民币。高盛的CEO Lloyd Blankfein的底薪只有几十万美元，但2007年的奖金加起来差不多一亿美金，约7亿人民币。更恐怖的来了，去年华尔街挣钱最多的对冲基金经理John Paulson，收入37亿美金，约259亿人民币。金融大鳄索罗斯宝刀不老，约30亿美金，合210亿人民币。所以作为一个公司的掌门人，唐骏的收入放在国际舞台，算不上惊人。在不久的将来，唐骏的记录肯定会不断被打破。新的数目会多高？人才无价，没法猜，The sky is the limit. 2008年4月17日3点10分

悉尼和墨尔本大游行，成千上万的人参加。一些朋友参加完激动得连话都说不利索了，热情持续多日不退。甚至有的人本来很冷静，一到现场，情绪也被充分调动起来了（这让我充分理解了一些苦衷）。其实这种活动，宣泄作用远远大于现实意义。表达完意见，静下心来该干嘛干嘛去。歇斯底里是懦弱的特征，沉着冷静是自信的体现。虽然在大家都万分激动的时候，说这些有点不合时宜，可是我们得清醒。可以摆姿态，但内心要明白什么东西才是最关键，哪些事情根本无足轻重。第一、全世界的中国人跑去呐喊，西藏是中国的，在我看来，就像到处跟人说“北京是中国的首都”一样没必要。第二、我们有没有必要对西方人的“不理解”（有很大找茬、刁难的成分）耿耿于怀？真正的交流建立在尊重、理解和沟通之上，几乎没有共识是在对抗之下达成的。抗议过后，喊冤的依然喊冤，找茬的继续找茬。就像开了一个没有任何实质内容的会，喧哗过后留下满地垃圾。第三、中国人是否有必要如此高调，让自己成为众矢之的？成为强国是每个国家的理想，是否强国是现实。在成为强国的过程中，肯定会逐渐引人注目，遭遇很多来自对手的挑战，这个时候越低调越好。有句话叫“闷声大发财”，别人试图干扰你，你理都不要理，一心一意干自己的事。成熟的人像水，任你怎么摇，平平静静的干自己的事；不成熟的人像汽水，摇一摇就炸开了，风风火火净干蠢事，重要的事倒忘得一干二净。我们的确曾经很受伤，今天很想吐气扬眉。可是我们的扬眉吐气只是告诉别人我们很团结，我们很爱国，让别人住嘴，要理解我们，而不是让西方列强赔礼道歉，割地赔款。何必呢？咱不玩虚的，来实的行不？我一向是这个态度。Go big or go home（要么当老大，要么回家）。真正的强国是怎样的？我行我素，跟流氓似的。别人爱说啥说啥，我想干啥就干啥。我昨天还跟她说，强大的男人像龙卷风，你是被卷进去的。强国更加恐怖，不怒而威，像风和日丽时平静的海面，发怒时就是一场摧枯拉朽的海啸，所有的噪音在海啸后都回归寂静。这里又要引述伟大的光头佬Stephen Covey的“凡事由内到外”了。先把内部的事情办好，再去操心外部的事情。自身的问题解决了，很多问题都不再是问题。中国今天要是强国的话，那些国家敢唧唧歪歪？媒体敢歪曲事实？……当然了，成为了实至名归的强国，别说西藏不想分裂，连台湾都回归了。可是让中国成为强国，真正靠的是什么？很多东西，但不是此起彼伏的游行，也不是奥运。那些爱国活动带来的凝聚力，充其量是催化剂，不是轰轰烈烈的化学反应本身。有本书叫《柔道策略》（《Judo Strategy》），讲的是如何用聪明的策略和强大的对手对抗。现阶段的中国，最佳的策略始终是夹着尾巴做人，以柔化刚。吃点小亏不要紧，君子报仇，十年不晚。要成大业，就要有承受胯下之辱，唾面自干的勇气。 2008年4月16日2点54分